按照正常投資邏輯，從足球普及到職業聯賽的每一個環節都充滿機遇，但多年來中國足球始終不在正常軌道中
陳漢辭
在白總眼里，體育強國夢其實是一個金燦燦的夢。尤其是在《中國足球改革總體方案》(下稱“方案”)發布后。
在日前的中央深改小組第十次會議上，《中國足球改革總體方案》獲審議通過，引發社會各界對足球體制改革、賽事轉播權的放寬、校園足球發展等方面的熱議。
白總不僅是資深球迷，也是資深體育產業投資人。得知這個消息，他不禁感嘆，“終于要動真格了。”
作為投資人，他最期盼的莫過于賽事轉播權放開。他給《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算了一筆賬：“英超168場比賽的電視直播權，平均每場銷售額近3億元，而中超平均每場銷售只有十多萬元，這就是差距。”
足球改革長征
作為資深球迷，談起足球改革，白總用“愛之深，恨之切”來形容，“中國球迷對改革的期盼真的太久了，這是一個重新找回尊嚴的歷程。”
時間撥回21年前。
1994年是中國職業化足球元年，中國足球也面臨著背水一戰的選擇，在當時中國體育體制轉向“奧運戰略”的背景下，足球處于被“拋棄”的邊緣。
一位曾參與中國體育產業相關發展規劃的起草者表示，長期奉行專業體育的舉國體制，一開始并無實施職業足球市場化發展的微觀基礎。最初的足球改革采取了由非市場手段推動市場化改革的路徑，由帶有行政權力屬性的中國足協來擔任市場化建設的啟動者和孵化者。
但不可否認，改革最初十年也是中國足球市場化程度最快的十年。
一組數據可以佐證：投資一家足球俱樂部從1993年的100萬元迅速被“炒到”2000萬元甚至更高，俱樂部平均年廣告收益從最初的幾十萬增加到3000萬元上下，中國足協也從曾經的清水衙門變得炙手可熱。
然而，“拔苗助長”式的發展種下的“毒瘤”在2009年的“反賭風暴”中全面爆發，足協官員相繼身陷囹圄。
與以往的“利益博弈”反思大不相同，當年相關負責人開始承認，“管辦不分，政企不分，出現了假、賭、黑丑惡現象，也在一定程度上與體制和機制有關系。”
足球評論員王俊表示：“作為主管部門的中國足協應該逐漸淡出具體經營，還是要建立符合市場原則和法制要求的職業足球市場，這樣的反思其實一直存在。”
2011年，體育總局、財政部、教育部等多部門領導一趟日本考察之行，引發了兩大“猜想”，一是：在這次調研后，體育總局將對足球管理體制進行手術，成為一個純正的體育協會；二是成立協調多部委參與的級別更高的足球辦公室。
“按照當時建議，后者成型可能性較大，但并沒結果。”上述起草者表示。
正當陷入僵持之時，國務院一紙文件讓足球改革迎來轉機。
國家體育總局體育科學研究所研究員鮑明曉表示，去年年初，國務院曾就哪些行業未來將有很大增長潛力，哪些是新消費熱點，對國內外經濟機構、經濟學家進行咨詢，“最后出乎領導意料，大家共同提到了體育產業”。
去年10月20日，經過多次調研、起草，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下稱“46號文件”)出臺。在體育產業中占據主要地位的足球產業成為被寄予厚望的改革“焦點”。
按照46號文件，到2025年，體育產業總規模將大幅擴大至5萬億元。
目前中國體育產業規模約為3136億元，占GDP比例0.6%。而據不完全統計，美國體育產業年增加值達到近3000億美元，歐盟為4000多億歐元，占各自GDP的比重為3%~4%。
0.6%與4%的差距，再加之近5年年平均產值16%的增長率，國內體育產業蛋糕潛力無限，其中，足球產業無疑是“重頭”。公開數據顯示，全球足球產業年產值超過5000億美元，占體育產值比重超過40%，堪稱“世界第17大經濟體”。
“即使中國體育產業規模達到2萬億元規模，足球產業市場的想象空間也在8000億元以上。”白總說。
轉播權要放開了？
對于足球改革，本報記者獲得的一份46號文件“重點任務分工及進度安排表”也有所提及。
這份安排表詳細列出了工作任務、負責部門以及時間進度。值得關注的有兩項，一是“全面清理不利于體育產業發展的若干規定，取消不合理的行政審批事項”的負責部門為“體育總局、新聞出版廣電等”，這一計劃完成時間是今年6月底前；二是“取消商業性和群眾性體育賽事活動審批、加快全國綜合性和單項體育賽事管理制度改革、公開賽事舉辦目錄，通過市場機制積極引入社會資本承辦賽事”事項由體育總局等部門負責。
“足球體制改革以及轉播權改革多少與這兩項有些關系。”白總認為。
對于體制改革，本報記者了解到，足協掌門人或在公認能夠駕馭中國足球全局的專業人才中選出，這將涉及足協是半官辦還是真正意義上的協會的問題。
關于轉播權，白總則給記者算了一筆賬。
一般來說，在國際知名賽事的收入組成中，轉播權收入占到一半以上。但在中國，體育內容產品收入主要來自贊助費用與票房收益，轉播權銷售收入很尷尬。有人估算過，中超轉播權收入僅占總收入的9%，平均“一集”(半場比賽45分鐘)僅賣7萬元。
但那些獲得轉播權的平臺，卻可以花最少的錢取得巨額的廣告收入。某賽季，中超聯賽電視轉播權銷售額730萬元，但通過直播中超，某平臺獲得的廣告收入近9000萬元，凈賺1000%以上。
46號文件明確，要“放寬賽事轉播權限制，除奧運會、亞運會、世界杯足球賽外的其他國內外各類體育賽事，各電視臺可直接購買或轉讓”。
“如果改革后中超轉播權也可以通過拍賣成交，轉播平臺成本必然上升，收益率必然降低。”白總表示。
一些體育賽事運營公司表示，除了涉及一些平臺的壟斷地位外，一些部門審批權也會受到“傷害”，“比如，一些體育賽事要經過某地市，賽事方要給地方‘過路費’，50萬~200萬都有，審批權的失去也就意味著許多收入要消失。”
回歸正常投資軌道
一直以來，中國足球投資集中在俱樂部層面。在早期俱樂部投資者中，以國企居多，此后由于運營不佳歷經轉讓，目前，民營企業，尤其是地產企業成為足球產業的重要投資者。
據記者不完全統計，當前中超16支球隊的投資方中，超過10家以房地產為主營業務，其余的也都涉足房地產領域。
“沒辦法，靠俱樂部是無法生存的，俱樂部大多在賠錢。”某基金管理公司副總經理表示。
沒有人會做賠本買賣，投資者投資足球多為兩個目的，一是為提升企業品牌，二是獲得一些政治資源或優惠政策。“這是一種隱形的商業模式。”白總說。
比如，早期一些企業買下俱樂部，可以以低價拿到一些體育訓練或教育用地，而周邊地產或其他產業則成為主要收入，從而供養俱樂部生存；一些企業更多的是為獲得人脈資源。
最關鍵的基礎環節——青少年人才培養則被忽略了。記者并未查到中國足協在冊的青少年球員總人數最新數據，公開說法是不足萬人，而近鄰日本足協在冊的青少年球員超過60萬人。
白總表示，中國足球市場投資終究要回到正常循環的軌道。無論是管理者、投資者還是運營者都該回歸到本身的位置上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