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朝慶
前段時間,《安康日報》頭版曾詳細報道平利“三變”改革的經驗和成就,一時間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與此同時,市委在部署脫貧攻堅工作時,也將“三變”作為解決我市農民深度貧困的重大舉措。那么,“三變”究竟變了啥?
“三變”改變了農村經濟的結構和走向。上世紀九十年代,隨著我國工業化速度的加快,人們的生存成本和消費水平也隨之被急劇推高,自給自足的傳統農業隨之破產。我市地處秦巴山區,農業基礎薄弱,人均耕地少,最先受到工業化沖擊,于是農民紛紛放下鋤頭,涌向城市,打工經濟成為最主要的經濟收入。既然農民的收入靠第二、三產業,那么城鎮化就是必然趨勢。由于城鎮是以工業化為前提的,而我市并沒有完成工業化,必須依靠經濟發達地區工業化,于是出外打工是最主要的途徑。由于農民受教育程度整體較低,只能進入低技術崗位和服務業,整體收入較低,無法在就業地實現城鎮化,所以,在外地打工,在家鄉城鎮買房,留守老人、婦女力所能及搞些種植,以減少在城鎮生活的經濟負擔成為基本模式,這實際是農民的被城鎮化。而“三變”由于按現代農業的方向發展,使得農民的收入來源回歸農業,同時使得部分農民能依靠產業發展就地城鎮化,避免了缺乏產業支撐的過度城鎮化,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空巢老人現象,提升了農民的幸福感。
“三變”實現了由產業化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型升級。傳統農業被解構后,我市通過土地流轉實行土地向大戶集中,農業走上產業化發展之路。產業化農業是以工業化組織形式為特征,農業企業投資與土地流出戶和農業工人之間是一種利益博弈關系,加之化肥農資價格上漲,在國際農產品價格走低的沖擊下,并沒有取得規模效益,雖有政府財政進行項目資金支持,很多農業企業仍難以為繼。與此同時,由于產業化農業以利潤為中心,為了提高產量,過度使用農藥、化肥、除草劑、地膜、飼料等使得農產品質量大幅度下降,大大降低了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一個產業發展是否成熟,關鍵看產業鏈與價值鏈是否相符,產業化的農業由于農業投資者追求利益最大化,它與前后端利益都是沖突和博弈關系。而“三變”改革后,農民與農業投資者之間變成了合伙關系,它實際是對價值鏈的一種重構,是生產關系的一種微調。與此同時,由于農民以土地、勞動力和財政扶貧資金入股,降低了農業投資者的投資成本和風險,激活了土地、勞動力、資金三大要素的活力,勞動力和資金充足后,可加大科技投入,改善農產品品質,提高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它通過機制創新,既解決了農業規;、集約化、標準化問題,也解決了市場競爭力問題,因此是產業化農業向現代化農業的一種升級。
“三變”是脫貧攻堅幫扶方式的重大轉變。人們常說 “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過去農民的林權、土地經營權大多不能變現產生效益,幫扶措施以財政拿錢為主,這是“授之以魚”。而“三變”在于將投資者與貧困戶捆綁,將政府手中的“魚”,以農業股份合作的形式變為農業新型經營主體手中的“漁”,比如西安交大等單位籌集25萬元以每戶5000元作為貧困戶的股本,磨溝村兩委會把貧困戶3000元產業扶持資金作為股金入股到農業企業,每年分得入股紅利,就是授之以“漁”的做法。“三變”其實是將扶貧資金、貧困戶的勞動力和農業企業主的經營能力有機結合,破解了在幫扶中產業扶貧無處下手的難題。
“三變”是促進鄉村轉變觀念,加強新民風建設的有力武器。任何發展都要以人為本,一種經營體制創新是否成功關鍵要看人是否得到了發展。“三變”將土地、農民的勞動力和扶貧資金作為股本,從產業發展中增加收入脫貧,可以改變農民等靠要的思想,增強貧困戶發展脫貧的信心。同時,對農業投資者來講,財政資金作為股金,可以改變過去少數農業投資者靠爭取農業項目資金致富的依賴思想,使他們將更多的精力用在研究市場發展產業上;與此同時,由于“三變”將農民、農業投資者和社會公共利益綁在一起,使農民和農業投資者明白,經濟的發展只有與各方利益相關,才能最大限度優化整合生產力要素,才能改變我國農民和農業企業主駕馭市場能力弱的現狀,從而,培養其自信、自強、自我發展、利益共享的大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