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云
中國鄉村從1978年肇啟的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拉開了農村生產關系改革的大幕，推動了中國從以階級斗爭為中心走向全面經濟建設的偉大歷程。這個歷程中，鄉村改革功不可沒，而且隨后40年的巨變，沒有哪一個時期、哪一個階段沒有來自鄉村的風雨洗禮，其實鄉村之變，從來也沒有走出人們觀察的視線，甚至一直是主角之一。鄉村改革是中國40年改革發展的零公里，更是里程碑，它所帶來的變化的意義，不僅存在于經濟層面，更是在政治、文化、社會治理層面引發系統而深刻的變革。從土地上蘇醒的中國鄉村從此被改寫，從種好土地吃飽肚子，到多種經營既要增產也要增收，從田間地頭到鄉鎮企業，從初級資本積累到巨大的人力資本結構調整變化，從鄉土到城鎮，中國鄉村及其農民的命運一直在改寫。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鄉村工業運動式微之后，市場經濟之手也無情地伸向并撕裂著鄉村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傳統布局——小農經濟、鄉村原生態商品經濟、手工業和短途販運為主的流動經濟等鄉村經濟形態被大市場越來越有力的手撕裂了——鄉村人口大規模轉移，城市化進程把鄉村命運拉入到一個中國前所未有的新風口：人口轉移，鄉村人口的超量級移動，是中國40年改革開放發展成果的最現實背書。城市化運動一方面摧毀了傳統鄉村，一方面又試圖從城市一端發力重建新鄉村，于是產生了影響面廣泛的城鄉一體化發展，這一過程艱辛、曲折、充滿打破與再造的血淚故事，其時代的影響性至今還在裂變中。進入新世紀后的中國鄉村和中國農民的命運，被城市這只無形又粗暴的手無情地、武斷地安排，這一路走來，充滿命運的改寫和重建中的諸多無奈，甚至血腥。作為鄉村文學觀察甚或關懷，看不到這一命運的巨大顛簸，就不能對鄉村寫作進行專業級的“望聞問切”，因而也很難看透和說透這一命運的歸宿，更難從文學的脈象對癥下藥。
我們因而進一步看到，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的鄉村變化，有過短暫的復蘇與繁華，一直持續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大約有十年的黃金期，中國鄉村的土地上遍生具有體溫意味的“軟黃金”，即糧食和蔬菜，副食不再成為一種時代的奢侈，在這個十年里，中國農民破天荒地解決了千百年來從未解決的鄉村生活問題——吃飯。普遍解決溫飽，這是新時期中國鄉村對五千年鄉土文明最大最新的貢獻。在計劃經濟和“雙軌制”走入歷史深處之后，鄉村經濟結構得以市場化調整，這一調整的形態，其意義遠比1978年至1980年代前五年的生產關系調整更大，它不僅深入地調整著鄉村生產關系，改變了生產力布局，更從財富生成和鄉村文化倫理兩個維度給鄉村帶來革命性地沖擊。這一沖擊和對撞過程十分宏大，其命運之重已遠不限于鄉村本身，也屬于整個行進中的中國，更屬于21世紀的世界——改變貧困命運、消減貧困人口，對世界反貧困帶來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范例。而這一對撞與撕裂過程缺少成例可依，因此資本的收集、擴張更顯得激烈，也可以說血腥味十足，整整一代農民（50年代、60年代）用他們的靈與肉完成了這一命運的改寫歷程，一方面積累了鄉村財富，一方面引發了鄉村命運的再建構。新世紀之后的鄉土文學創作，從文學發展繁榮的角度考量，在量大面廣的文學敘事中有所涉及，但還難說有深刻的文學史意義的新鄉土寫作出現，比如類似《平凡的世界》《許茂和他的兒女們》《李順大造屋》《陳奐生上城》那樣的煌煌巨作，而且新世紀以后的鄉村文學觀察遠遠跟不上鄉村時代發展的腳步，要么視而不見，要么浮在面上，新世紀后鄉村文學的寫作全面萎縮，有的只是浮光掠影，一地雞毛。這正是新世紀之后鄉土文學創作的大痛。
但平心而論，這一鄉村命運改寫中，文化的關注仍然始終伴隨其間，整個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一直到新世紀前十年，文化的視點緊緊尾隨或跟進著鄉村前行或掙扎的身姿，這一時期產生了一批影響力較大的、富有時代意義的、被稱之為新現實主義的力作。他們以非虛構和新紀實為主，對文學新抒寫產生建設性推進作用。但這一現象仍然是個體性的，而非系統的文化現象，盡管它已難能可貴。更由于這一類寫作，往往因其新文體實踐的先鋒性，還不是真正文學史意義的文學進步。鄉土文學創作反倒被邊緣化。進一步看，進入新世紀后，隨著鄉村文化、經濟形態、人口布局、鄉村倫理結構變得支離破碎，而文化觀察的集體性自覺不夠，深入的、整體性的觀察不夠，在城市高速崛起的巨大陰影中，鄉村場景被掩沒和邊緣化，鄉場上的命運故事不再以文學的主場得以關注。鄉村題材的文藝作品沒有應有的宏大起色，精品力作更是稀少。這也反映出這一時期文學的歧變現象，折射出文學的功利性、逐熱性，鄉村人性嬗變的主場景移向城市，鄉村的無力使得文學不再有耐心去關注。尤其一批早期的鄉村文學寫作者轉入城市后，他們的鄉土情感之基失去，紛繁的城市也使得他們不能再靜心地匐于鄉土之上去諦聽鄉土的心音。但鄉土依然是巨量的中國式的存在，你關注不關注她都在那里，遠離不遠離她也都在你的視線中——這一客觀存在必然反映在作家的筆端——總有人惦記著這片鄉土上的風云際會，鄉土寫作畢竟不是一片可以輕易忽略的風景，因此整個改革開放40年中，鄉土之痛之變之憂，也一直沒有走出當代文學的視野，我們這里考察的是，看到她——中國鄉土，而像一個老年農民般匐下身子貼緊土地的、感受到生離死別般痛楚的，如此的文學場景不再，鄉土文學大師也同樣不再。
我們想討論的是，也是鄉村文學寫作的問題所在，就是作家的身心或許已不再如前期，爬在土地上聽熱土深處的潮動。他們從早期的鄉村巨變的參與者，體驗者，或許正在變為路人，變成鄉愁的旅行者，他們或許也在注視著這片土地上的變化，但他們更多成為過客、遠觀者甚或評頭論足者。不少的作家，并非眼看手把的鄉村體驗理性感悟，使得他們輕率地處理鄉土題材，并沾沾自喜。事實上，新時期的鄉土題材形態和內涵都發生了痛徹的病變，鄉土寫作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仍然保持著文壇效應和文學熱度，但在我們的作家那里，“真”的寫作大打折扣，因之鄉村寫作也就越來越與鄉土隔離起來，不少的打著新紀實、非虛構名頭的寫作，其實離鄉土本質還遠，像《出梁莊記》那樣的痛切之作成為稀缺。這個時代文學對鄉土的忽略其實正是鄉土寫作者們集體性漠視的結果。這一漠視產生的負能量所具有的摧毀意味就在于，觀察鄉土場景及其場景中的眾多故事與鄉土本身不再是一回事，眾多的寫作經驗不再詮釋鄉場上的行走的“真理”，或糾結一隅不計其余，或以偏概全輕易判定鄉土死刑，甚至哀歌聲聲以救世主面目故作驚人，“偽鄉土寫作”充斥文壇，而很多時候我們津津樂道于斯，我們的評論場景中，作家、評論家們自話自說，這中間少有農民的發言席。隔離之痛讓文學疆土上的鄉村之花凋零，不再具有生機。這種文學本身的撕裂，需要我們以足夠的時間和情感去修復。
由于隔離和遠視，我們的文學觀察只看見了鄉土外形上的某種程度上的病萎，而不能深入鄉土的內心去聽取她那依然強大的心潮。一度時間，“鄉土淪陷”成為文學的新敘事，唱衰論盛行并成為文學寫作的新范例，似乎不說鄉土失敗就不能成為鄉土文學。另一個現象是，逃避鄉村現實，回到從前的農耕時代作沒落文明之玩，小農經濟的某些溫馨場景成為鄉土寫作中樂此不疲的話題和主題，似乎正是這回味和重溫就是對鄉土現實新的理性批判和鄉愁倡導，一批追悼式鄉土文學作品占據文學場上業已不多的鄉土份額，這一現象至今不衰。
“鄉土未淪陷，只是在轉型。”這是筆者的判斷。也是活生生的現實。它是現狀，也是趨勢。盡管這一判斷同樣含血含淚。改革開放以來的鄉村巨變，是歷史潮流，更是鄉村命運的新契機，自國門打開，封閉的意識形態僵土春化之后，這一巨變就一直伴隨著鄉土命運變遷，我們從中看到初期的復雜和繁華，看到命運大黑白中的沉淪、沒落、打碎和無情改寫和替代，也看到這一巨變從自然走向必然，從必然走向自由的歷史新潮——在這一巨變中，鄉村并非只有被動的接受而任由歷史牽引，在這一巨變中，鄉土上的人作為鄉土敘事不可退場的元素，也從未真正退場，他們一直在選擇，從土地上崛起、到逃離、到回歸、到重新用浸透漂泊風塵的雙眼打量他們的故土，他們心靈的復雜性可能比鄉土上的物理巨變更有時代意義。鄉土的轉型盡管依然艱難異常，但這一轉型對鄉土命運的再造，業已變得更巨大而富有實際意義——這就是我們的文學，怎樣看待鄉土上離去又歸來的鄉土新人？這樣的新人，是時代之新，是渴望再造鄉土的主人翁之新，這樣的新，或許早已超越我們過去的鄉土文學經驗。我們看到，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從城鄉一體化到全面小康，從傳統村落到新農村社區，從基礎建設到全方位的文化復興和營構，從莊稼把式到職業農民，從田間地頭到社區工廠，這些巨變都是真實的存在，我們的文學怎能視而不見？！舊式田園牧歌和“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當然作為一個鄉土文學參照系，也當然退入歷史的深后方，新鄉愁對舊場景的顛覆是現實的，不可視而不見，值此時代的文學觀察、寫作，到底離新鄉土有多遠？是否感受到了她灼面的熱風？由此可見，問題不在鄉土，而在于文學的自覺。正如一個成功的作家，決定的意義并不完全在題材，而在于態度。
我們的文學離鄉土遠了，就算有幸進入，也不輕易停下走馬觀花的腳步。柳青、路遙、周克芹、陳忠實們的文學虔誠，在今天的文壇已成為稀缺物，因此，偽鄉土寫作讓我們充滿的生硬感和不信任感比比皆是�？傆^當下的和過去的鄉土寫作，一個總體現象是，在這個文學場中，鄉村敘事的人物、事件、思想、價值，統統陷入一個誤區：被安排的鄉土，被指點的故事，被激揚的詩情。是的，這種“三被式”現象，一個層面來自現實，一個層面來自文學的表達，它們共同的致命處，仍然是忽略著鄉土上人的心靈的巨變。新農村建設過程中，“新鄉土人”作為主角和主體常常被選擇性忽略，脫貧攻堅、鄉村振興、農村新社區建設、農村新民風建設，包括細微處的鄉村經濟生活，被“善意”安排的痕跡濃重。這反映到文學創作中，“三被式”寫作同樣明顯，意味深重。今天，我們不想從鄉村發展的主體層面臧否“三被式”的客觀存在，它畢竟是一個成長中的社會對鄉村復興的良好動機所在，它的好處遠遠大于不足，哪怕它可能是充滿著一廂情愿，甚至是填鴨式促進，但這場發生在鄉土上的新的建設運動，畢竟正在以物質的、文化的巨大投入，帶來鄉土上實實在在的改變——事實證明，這種改變業已顯出正效應，鄉村振興之舉的確讓相當數量的“新鄉土人”重返鄉土，這顯然不是一個小事件，更不是一個孤立事件。
中國的鄉村需要重建，而“新鄉土人”必須作為主角登場。新鄉土最根本的主人，必須是長于斯興于斯死于斯的農民，他們的回來已是中國式新農村建設的現象級的大概率，這種現象也正在聚發真正推動鄉土革命、鄉土振興的新動能。因此，減少農業人口和留有農業精英，成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支撐起精英的，就是情愿回到鄉土的新農民。筆者積二十多年對鄉土的觀察，在農村人口減少和保有這個問題上，有這樣一個判斷，即農村新人口格局的“三個三分之一”，我以為當下和今后的農村無論怎樣變遷，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怎樣膨大，鄉村都是不可也不會忽視的基礎，是四個現代化的重要一極。那么誰在鄉村？誰值守并經營這片土地？當然是新鄉土人，他們是原居民，是新的職業農民，是大小農場主，是農業企業，是生態消費提供者、服務者，農村人口流動的形態一定是：三分之一留在鄉土，他們以主人的姿態肩負起鄉村住守并繁榮的歷史擔當；三分之一通過走出去融進去，長久地留在了城市，成為新市民；還有三分之一處在進出轉換中，有的會回到鄉土，有的最終留在城市。三個三分之一的人都會處于一個相對固定的去留模式，他們的命運都將在轉換中一次次刷新。未來中國2億多人口留在鄉村，通過土地上的制度革命、農村一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他們將成為鄉土新主人，這正是我們中國農村的希望所在。
我們的文學觀察與寫作，面對的就是這樣的新的鄉土景象，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把握這個趨勢和脈搏，真正走近鄉土、貼近鄉土，進入鄉土的內心深處，關注鄉土主人的命運和故事。我們要像莊稼的春種秋收那樣具有耐心，放下身段，放下靈魂，讓它們都能接通地氣，擺脫“三被式”固有思維程式，特別是這種從主觀臆斷出發的所有線性思維模式，真正把鄉土新故事講新，講深，講發散，講出中國式道理，讓“鄉土、故事、詩情”盡顯鄉村振興的新風流、大風流。
綜上所述，我們的根本論述是：新鄉土文學新在哪里？
盡管鄉土文學從來不是一個新概念、新品種，甚至我們要說它來自詩經時代以及更早的上古。正如文學起源于勞動的號子，最早的文學流派正是“吭唷派”一樣，自從有中國文學，就有鄉土文學的強大陣營。我們所提倡的新鄉土文學觀察和寫作，新就新在從時代變遷所賦予的鄉土命運的深處、大節處和所能夠抵達的深遠方，去審視這片鄉土上的每一點變化所具有的推動社會前進的力量和意義。就是把當下正在無視和雄雄崛起的“新鄉土人”重新作為故事中的主人，去傾聽他們的心聲、意愿、向往和他們如日出日落的每一點努力、奮斗。鄉土上的新，是具有現代化意義的新，是具有深刻改革并豐厚中國文化、經濟、政治版圖意義的新。一句話，如今我們文學眼中的農民，不再是傳統意義的農民，他們豐贍的內心絲毫也不比文學表達本身差。用現代農村、現代農業、現代農民的眼光，用組織起來的眼光、大生產的眼光、資本的眼光去打量鄉土上的新，我們的鄉土文學觀察才會血脈僨張，才有真正鄉土之變的真詩情。
同理的，我們鄉土文學中人物的新，也會是全新精神氣象的新。他們已然不同于許茂，不同李順大，不同于陳奐生，當然就更不同于魯迅時代的閏土、祥林嫂，茅盾筆下的“農村三部曲”，蕭紅筆下的《生死場》，趙樹理的“小二黑”，孫犁的“荷花淀”；不同于丁玲、周立波、汪曾祺、高曉聲、古華，甚至也不同于路遙的高加林。21世紀中國農民的新，是精神新生代的新，是工業化生產、城市建設和城市邊緣化打磨出來的一代新人，是能把土地看出資本汁液的新，是能同樣以時髦眼光打量婚姻愛情的新，這樣的文學新人，對我們傳統鄉土文學寫作來說，當然是陌生的甚至是全新的。鄉土文學和寫作看不到這點，就沒有切住新鄉土文學的脈搏。新時代條件下的鄉土文學，一定要有自己的文學人物畫廊——這恰是新鄉土文學可以大出光彩所在。
第三是鄉土文學表達的新。正如城市文學有著自己的文學語言場一樣，鄉土文學當然也有自己的相對獨立的文學語言場。但它已然不是退回民國、退回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那種語言場了。沈從文的語言不適應今天，路遙的語言或許也不適應今天。城市文學的語言場不適應鄉土文學語言場，同理，用城市的語言描寫新鄉土上的故事，當然離失敗不會遠。但這個世界與十幾年前的那個世界完全不一樣了，城市與鄉村無論從地理空間意義，還是現代信息交通意義，以至于文學思想傳達、逼近、相融的意義，城鄉間的陌生感在打破，距離在縮小，這就使得鄉土文學的表達一方面還保留一套自己的話語體系（并且相對完整），一方面又不完全是獨立的體系，它一定在較大的語言空間范疇與外界、與城市相融通。那么，什么樣的語言，才是新鄉土文學的語言，答案在現實的鄉土，也在我們細致的文學語言萃取中。好的成功的新鄉土文學創作，一定應當有一套自己的沾泥巴氣的語言、詞匯、修辭，這一關很重要，決定著新鄉土文學的生命力。有智慧有追求的新鄉土寫作，一定要從語言出發，找到寫作通向新鄉土的道路和門檻。對于新鄉土寫作來說，“土”不一定不“洋”，土出事物本有的氣質，那就是洋。土到一眼能看出是“老倔頭家的瘋丫頭二鳳的對象憨大柱”，就土出味道了。
第四是新鄉土文學形式之新。內容決定形式。以什么樣的形式進行寫作表達，完全是作家自己的事，是作家自己的習慣。但每一種文學形式，自然會有其對所表達內容的統一性。適合新鄉土詩表達的，不一定適合新鄉土散文，適應新鄉土小說表達的，不一定適合非虛構寫作。全能的作家當然風度翩翩，但從實際和工匠精神出發，每個新鄉土寫作者如果都能找到一套自己的路數，那就相當于鄉下的莊稼把式，把自己的地種出花來。什么形式都將是可愛的。我們或許更喜歡閱讀關于鄉土的新紀實，非虛構寫作應當成為新鄉土寫作的主流意識。
安康是個與吉祥有關的地方。風調雨順、六畜興旺、大吉大利，這是農業的意識。安康在長足發展，她會變得更現代。但從總體上考量，安康的農村、農業、農民所構成的農業社區和社群，未來也必將還是揮之不去的愛和痛，她有太多的改變和重建，這其中充滿艱辛性。我們的新鄉土寫作，對于安康新農村的發展見證，也必然大有用武之地。我們提倡安康的新鄉土寫作，希望它大有作為，希望安康涌現出擅寫新鄉土的作家、詩人、小說家、戲劇家，我們也希望有一天安康也會有自己的文學流派，它一定是以新鄉土為基點，崛起安康的“山藥蛋派”“荷花淀派”，安康的“漢江派”“秦巴山地派”，甚或“清水派”“秀林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