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謙才
陜西人大都把紅薯稱為紅苕。
紅苕屬高產作物,但比較脆弱,容易霉變腐爛。它怕凍、怕潮濕、保管貯藏不慎,往往會遭受很大損失。所以,在收獲之后的四個多月時間,農民一日三餐大都以苕為主。民間流傳:“一天三頓不離苕,洋苕火苕大紅袍,上午改個頓,吃的紅苕棍,晚飯改個樣兒,吃的紅苕片。”
由于紅苕貯藏不易,國家收購公糧有小麥、稻谷、玉米、豌豆、黃豆、黑豆、綠豆、高粱等10種產品,紅苕不納入收購之列。
1955年,國家統購統銷開始制度化,實行糧食定產、定購、定銷“三定”政策。1957年,徹底關閉糧食市場,糧食產品包括紅苕在內,均不得進入自由集市貿易。城鎮糧食消費,對居民和職工按勞動差別、年齡大小和不同地區,分等核定,以人定量,憑證每月供應。體力勞動者每月定量成品糧17.5、22.5、24、25.5、26.5公斤不等;腦力勞動者15.5公斤,一般居民12.75公斤。
漢陰縣盛產紅苕,當時的生產隊農民完不成公購糧任務,紅苕又不能送交國庫,便采用一種變通手法,將紅苕晾曬成薯片,可適當延長貯存時間。薯片送交城鎮國有糧店供應出售,以此沖減農民公購糧任務。5斤紅苕約晾曬1斤薯片,折合1斤糧食。1957年,漢陰縣印制出不同面額的流通薯證,供市民使用。票面長9厘米、寬6厘米,分紅、黃、藍三種單色,邊框為蔓、苕圖案,印有漢陰縣糧食局公章。
1958年,全民大煉鋼鐵,城鄉壯勞力全部出動上山砍棒子柴,地里紅苕靠婦女、老人挖不過來,就動員城市居民到農村挖紅苕,折抵供應的成品糧,導致紅苕大都爛在地里。次年春荒,農民將曬干的爛紅苕磨成粉填充肚子,也有少部分供應居民食用。這種紅苕粉澀苦難咽,食用后拉不下大便。六十年代,一些偏遠農村沒有中學,進城上學的農村學生在校寄宿,給伙房交的紅苕、胡豆、豌豆各種雜糧都有,享受細糧的城鎮子弟與農民子弟同灶吃飯,亦沒有任何怨言。如此困難條件下,卻能互為理解,顧全大局,相安無事,至今令人感動難忘。
七十年代初,安康縣全面擴增紅苕面積,以解決農民溫飽。初衷是好的,可生產的紅苕過剩,糧店紅苕堆積如山,如不及時銷售,會很快爛掉。1972年初冬的一天,鼓樓街糧店突然貼出新的最高指示:毛主席說:“紅苕很好吃,我也很愛吃”。有圍觀者說,語錄上咋就沒有這一條呢?有智者巧解:陳毅元帥遭造反派揪斗,毛主席得知后說‘陳毅是個好同志’,語錄上不是也沒有嘛;還有,毛主席愛吃湖南的紅燒肉,語錄上也照樣沒有嘛,那毛主席說他愛吃紅苕不也就很有道理嗎?
那個年代,說來也怪,糧店的紅苕還真的不再積壓了。
八十年代初,國家開放糧食集市貿易。九十年代以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農村集體土地承包到戶,對糧食實行多渠道經營。商城、超市糧食供應充足,品種齊全,人民群眾再也不為吃糧發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