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陳緒偉
沈兼士19歲時，就讀于東京物理學校，適值章太炎先生旅居東瀛，遂拜其門下，稱弟子，并與周氏兄弟相交。歸國后，執教嘉興、杭州。1912年到北京，其三兄弟先后執教北大。兼士先生主要講授文字學、《說文解字》等課程，并于1915年編述了《文字形義學》。1917年，浙籍同鄉蔡元培接任北大校長，大舉改革，聘用新人；沈氏兄弟與蔡元培有桴鼓之應，深得蔡氏器重。蔡元培曾回憶：“北大的整頓自文科起。舊教員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諸君，本已啟革新的端緒。自陳獨秀君來任學長，胡適、劉半農、周豫才、周豈明來任教員，而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
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爆發，沈兼士加入了北京大學的游行隊伍，與學生們一起高舉彩旗。1922年，沈兼士主持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他帶領學生及同仁將久積凌亂的故宮清代檔案整理出來，受到蔡元培先生的高度稱贊：“有功史學，夫豈淺鮮。”也就是這一時期，他成功地阻止了文溯閣《四庫全書》的外流。國寶免遭劫難，沈兼士立下大功。在1925年“女師大風潮”中，沈兼士會同魯迅、馬幼漁、錢玄同等人發表了《對于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風潮宣言》，聲援女師大同學的斗爭。魯迅曾慨嘆：“南北統一后，正人君子們樹倒猢猻散，離開北平，而他們的衣缽卻沒有帶走，被先前和他們戰斗的有些人拾去了。未改其原來面目者，據我所見，殆惟幼漁、兼士而已。”（《兩地書》）
抗戰開始后，沈兼士在北京輔仁大學執教，與同人英千里（英若誠之父）、張懷等秘密組織“炎社”進行抗日斗爭。這些人的抗日行為，最終為敵憲所聞，偵騎四出，并被列入黑名單進行追捕。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沈兼士于1942年12月16日微服潛出北平，輾轉到了重慶，于中央大學師范學院任名譽教授，直到抗戰勝利�？箲饎倮螅徽蚊鼮榻逃科浇騾^特派員，負責接收敵偽文化教育機關。其后復任教輔仁、北大二校。沈兼士在抗戰中的表現，充分體現了一個民族志士的正氣與大節，可圈可點。他的學生，后任臺灣輔仁大學教授的李維曾這樣評價他：“自古風流蘊藉，最擅佳名，惟世間究有幾人如是，殊難言之，雖然，先生固真名士。”
沈兼士于1947年8月2日因病逝于北平。在他的追悼會上，金息侯先生親筆撰寫挽聯：三月紀談心，君真兼士，我豈別士；八年從抗戰，地下輔仁，天上成仁。這如實地概括了沈兼士坦白厚道、濟世愛國的一生。
語言文字學大師
談到國學，國人無不感嘆：兼士先生是現代著名的語言學家，他為漢語語源學研究做了杰出的貢獻。貢獻在于：首次提出了一些關于語源學的基本概念；在研究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理論；就如何研究語源學提出了相應的方法和步驟。
兼士先生早在北大任教時，就講授文字學、《說文解字》等課程。他被選為“國語統一籌備會”會員，“漢字省體委員會”委員，“增修國音字典委員會”委員。所著《文字形義學》《廣韻聲系》《段硯齋雜文》頗多精義。比如，他的說文解“士”字，即為：“士至于道”是傳統“士文化”核心價值體系的根基所在，人格獨立客觀上成為士之為士的第一要義。對于與道相違的“無道”社會，士人必然要對之進行無情批判。道的“人間性”客觀上要求士必須“經世”，這突出表現為士人對社會政治生活的高度關注與參與熱情。為了保證道的尊嚴，士人又必須高度注重自身的精神修養。以身載道、人格獨立、批判精神、經世傳統、注重修身，這些文化價值共同構筑了傳統“士文化”的核心價值體系，也成為傳統士人的理想人格范型。因而，這種獨特的“知識人”文化傳統于今天仍然彰顯出不可忽視的強大精神能量。后人所編《沈兼士學術論文集》，也以文字學方面的文章為最多。
從《沈兼士學術論文集·出版說明》可以看出，兼士先生“一生以主要精力從事文字訓詁之學，在探討終結傳統的訓詁學理論方面，做出了顯著的成績，特別是他就‘語根字族’之學所做的一些研究，爬梳搜剔，創獲甚多，當時曾受到學術界很高的評價”。他最早從文字發展的角度來研究漢字，認為漢字源于圖畫，提出了“文字畫”“初期意符字”等重要概念；他還注意從形音義等不同角度研究漢字特點，在字形方面，主張用“字體最小分子”的方法研究漢字的形體規律，成為漢字構形學的萌芽，在漢字音義關系方面，突破了前人“音近義通”觀念的局限，對“義同換讀”的特殊現象做了詳細的論述，解決了許多繁難問題。包括對漢字的形體結構及六書理論的研究，對音韻學的研究，對訓詁學的研究等，尤其是對“語根字族”——同源詞的研究，曾受到學術界很高的評價。蔡元培、郭沫若、楊樹達、陳寅恪、魏建功、吳承仕等都曾與之切磋。沈兼士先生的著述收于《段硯齋雜文》《沈兼士學術論文集》。許嘉璐先生評價沈兼士的“語根字族理論”有三長：一是擺脫舊學的就事論事，力求語言演變規律的總模式；二是方法系統而自覺；三是既重歸納、實證，又充分思辨、大膽演繹。
著名史學家陳寅恪曾說：“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沈兼士學術論集》202頁，中華書局，1986年）這句話揭示了漢字內涵的豐富性。遠在六千年前，我國的文字便已經濫觴。在漢字形成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當時文化現象及觀念的影響；在漢字發展的過程中，隨著社會物質生產的進步、文化現象和觀念的轉變，一大批漢字又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因而，根據漢字的結構和內涵，我們可以窺見中國本土文化的特色。
文獻檔案學拓荒者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北京大學教授沈兼士主持整理的清代內閣大庫檔案，是中國近代史料的四大發現之一。他提出并論著文獻檔案學，為學術界開風氣之先。
眾所周知，辛亥革命后，清廷內閣大庫檔案流散，史界、文化界學者痛心疾首。1921年，沈兼士得知清廷大內檔案還殘留了62箱1506袋，隨即請北大校長蔡元培致函教育部，把這批檔案移交給北京大學，作為明清史料整理研究。教育部同意后，他在北京大學成立了清內閣大庫檔案整理委員會，組織史學系、國文系師生進行科學整理，經過3年多的努力，共整理檔案523000多件又600多冊。出版了《清理清內閣檔案報告（要件）》《嘉慶三年（1798年）太上皇起居注》及《順治元年（1644）內外官署奏疏》等檔案史料匯編多種，為學術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料。這一舉動，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影響。隨后，北京著名學術團體禹貢學會，也從社會上收集了許多此類檔案。從此，內閣大庫檔案的重要歷史價值，漸為學術界重視。在兼任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館長期間，他手把手地指導員工整理檔案編目、選擇重要史料刊行、識別文物檔案。1936年，他以北大明清史料整理會的名義和故宮博物院合編了《清內閣舊藏漢文黃冊聯合目錄》，蔡元培為該目作序，稱他的整理工作“為閱覽便利，有助于史學”。
國人評價沈兼士是文獻拓荒者，著名檔案學家，所作學問居功至偉，是因為他把文獻檔案學提到國事、歷史、學術之高度。他認為，檔案于一代政治、學術關系極大，提出檔案分類不同于圖書分類，主張檔案分類按機構、團體分類。所以，他將歷年經驗總結編成《整理檔案規程》，這對檔案管理和檔案學具有開拓意義。正如單士元所總結：“兼士先生提倡此事，使重要歷史檔案由商品成為研究清代歷史的寶貴史料，其功偉矣！”
另外，沈兼士一生與大學教育相始終。作為名教授的沈兼士，“禮貌偉岸，舉步輕微，行時道履飄逸，搖曳生姿，高邁神彩，左右流傳”。“新文化運動”前后，他與沈尹默在文學革命中也頗引人注目，其早期白話新詩寫得很好，那首《小孩與小鴿》至今讀來還“小有風致”。
如今，漢陰重建“三沈紀念館”，傳承弘揚“三沈文化”，就是意在將三位大師這種中華民族優秀習德行為，成為社會性的傳遞，成為漢陰乃至世界的一種特殊的符號系統，成為民族的一種物質因素和精神因素的統一，成為群體性創造和個體性創造的統一。所以說三沈文化，既是中國本土文化的載體，更是濃縮了國人的思想、觀念、習俗和生活方式。
我們今天紀念沈兼士，仰慕他少年立志，勤學苦讀；敬畏他教書育人，民主愛國；勵志他博學兼容，追求卓越。他的“家國情懷”，其學、其志，均堪永記。
2017年7月30日，沈兼士誕辰130周年。
沈兼士，1887年7月30日出生于陜西漢陰。祖籍浙江吳興，因祖上曾隨左宗棠西征而留置陜西漢陰，其大哥沈士遠、二哥沈尹默與他三兄弟皆出生于此地，從小接受漢陰厚重的歷史文化傳承、毓秀的自然山水風光熏陶、淳樸的陜南民俗風情引導、鐘靈的古今傳奇人物感化、靜怡的生態環境呵護。
沈兼士一生的學術成就，主要在文字、音韻、訓詁等語言文字學領域，著有《文字形義學》《廣韻聲系》《段硯齋雜文》等著述。同時，他對史料檔案學有突出貢獻，堪稱中國文獻檔案學的“開山”之人。不僅如此，他還講授中國哲學史，成為五四時期典型的“多面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