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谷
提要：回顧作家本人半個世紀的文學寫作經歷，結合陜西文學的發展歷程，闡述新時代文學作品應有的文化立場和價值觀以及審美取向。文學寫作無用而有大用，在人生的途中一邊把握好生活的指向，一邊體察這個世界的情趣，吸納文學前輩遺留的思想精華和藝術滋養，在大自然的萬物生長中采擷生命之花，與時代同步，抵達向死而生的彼岸。個人感受的文字，是融入共性之大書的，不僅僅撫慰自我的心靈，且對于大眾和社會的文明進程有益，給養育自己的時代以力所能及的報答。盡管年近七十，仍疲馬三嘶，期望余生充滿平和的詩意。
我與安康
紫陽這個地方，紫氣東升。我在四十年前就來過紫陽，也就在紫陽中學講課。當時我三十郎當歲，沒想到過了四十年，年近古稀七十的時候還能坐在這里，和朋友們和同學們交流文學寫作，我覺得我是很幸運的。
記得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和賈平凹、商子雍來到咱們紫陽，住在河邊的一個吊腳樓的居民家里。2010年以后這幾年，我又兩次來過紫陽。今天是第四次到這個地方，你想一個人一生中，難得幾次到幾百里之外的一個陌生地，可見我和紫陽是有緣分的。
后來，我到安康來的機會比較多。前幾年我寫了一本傳記文學，叫《閱讀徐山林》。緊接著，又寫了一部《1983安康大水災》。
徐省長這個人，我過去和他交往不多。到我五十七歲提前退休回到老家,有一天他讓秘書開著車到我老家，來找我給他寫一本書。我說，西安和安康那么多作家，我現在已經回到農村了，和我媽在地里種紅苕種玉米。之前寫了幾十部書，不想再寫書了。但徐省長非常誠懇，說就是要讓那個寫鐵市長的人來寫我，篩選了很多人你最合適。我說那就把你寫成鋼省長，當然這是開玩笑。
徐省長從小在安康長大，讀的是挪威傳教士的教會茅屋學校。他早年喪父，媽媽給富人在漢江邊洗衣服。他長大后在一個織襪廠做童工，每天從漢江碼頭上挑煤，學做襪的手藝。解放后他加入了工會，又做了安康縣團委干部，做《陜西青年報》安康記者站記者，后調到省上做記者。我是步他后塵，于1975年從西北大學畢業，分到團省委參與創辦《陜西青年》雜志，整整比他晚了二十年，算是他的后輩了。徐省長在七十八歲才從省委省政府決策咨詢委員會主任退下來，從上世紀六十年代起，他是陜西政界半個世紀歷史重要事件的見證人。作為安康之子，為家鄉的移民搬遷、脫貧致富、慈善事業和文化建設做出了貢獻。他愛好詩文和收藏，把若干萬件書畫集郵票證文物等捐給家鄉，設立了“藏一角”博物館。所以我感覺，他是一個平民出身的官員，在實踐中具有了領導才能。我寫他，單獨采訪他三四十次，錄音的文字電子版有上百萬字。參加座談或采訪知情人有上百人，幾易其稿，終于成書出版。
另一部《1983安康大水災》，從初稿到問世，經歷了三十年。
安康水災發生后，我和路遙一行到安康講課，在一個作家家里吃飯，地面上還是淤泥，就吃了一點大米粥和煮雞蛋。我采訪了好多人，寫了一篇五六萬字的《安康城沉浮記》，節選刊登在《報告文學》雜志上。當時立足點是反官僚主義，水災前領導把雞籠子都搬走了，老百姓不知情，正在辦婚宴，大水就沖進來了。萬里副總理來考察慰問，十幾號地縣領導被免職處分。
文章發表后，涉及到被處理的官員，他們寫信給雜志說文章不符合事實。我說，我寫紀實文學，從來是無一字無出處，可以公開對質。雜志停刊后，也就不了了之。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去了海南辦特區法制雜志，有一天司法廳長習正寧說，徐山林省長來了要見你。徐省長說，你把寫安康水災的初稿給我，想出一本書。之后給我的是電子版，說打印了幾十冊，內部發給當地文史、水文、城建、檔案部門參考，當事人還在，出書怕惹事。到了2013年，水災過去了三十年，事件像渾濁的江水也該澄清了，我又一次潛入史料中進行仔細甄別，與當事人重溫舊事，寫出了一本長篇紀實文學公開出版。一本書，積累沉淀了三十年，通過大水災呈現出漢江歷史文化和現實變遷以及人的生存狀態與精神處境，了卻了一樁心愿。
文學寫作的意義，我想其一是價值觀的訴求，二是一種美學情趣的體現。之后，我參與過古村落和南水北調調研活動，對這塊朝秦暮楚之地，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先后兩次到過漢江源頭，走遍了秦嶺南麓，寫過幾十篇散文隨筆，涉及到水源地生態治理和補償提案，呼喚國家宏觀政策的平衡，一江清水送北京，也讓這里的群眾擺脫貧困，過上好日子。
故土與歷史
退休這十年，我給老家寫了幾本書，有寫新鄉土的《秋聲》，寫唐代書法家的《柳公權傳》，寫革命歷史的《照金往事》等。
我提前退休回到老家，陪伴老人，晴耕雨讀，想過一種簡樸的重歸農耕文化氛圍的生活。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說是罷筆不寫了，卻總是停不下筆。日常閑下來，就在電腦上敲字，陸續寫了一些《歸園札記》，沒有想著可以發表。后來遇見《人民日報》一個編輯來西安開會，說你幾十年來在《人民日報》發了不少散文，現在也可以寫寫鄉下見聞給我們。我把一組文章投給她，說這正是鮮活的新鄉土文學，陸續發表了多篇。之后結集為人民日報版和谷散文選《秋聲》出版。
其中有一篇《傍晚村景》寫割麥子，有個山坡像是一片割過了的麥子地，走近一看，麥子長得像麥茬，因干旱顆粒無收。其他埝地保墑，麥子長得很好。《人民日報》發表前，編輯電話問我，農業部講今年是麥子大豐收嘛，你改一下。我說這是我親眼所見，渭北一帶減產了，當然在中原和東北大地上是豐收了，我寫的是事實。文章照原稿發表了。若知天下事，先問鄉下人。這便是真實的生活，變成藝術后不失生活的真面目，才是真善美的價值所在。
當時，中國作家協會有一套國家項目《中國歷史文化名人》叢書，從老子到冰心有120多名傳主，在全國招標作者。我看到我的唐朝老鄉柳公權在列，卻無人認領，我便斗膽寫了兩萬字提綱投標，順利入選了。
我下決心梳理中國書法發展史和唐朝歷史，把傳主放在他生活過的八十八年的風云變幻中，寫出一個人的仕途與藝術創造之間的奧妙。這對于古文底子比較薄弱的我來說，的確是一個極大的考驗。知難而進，一個人的戰爭，只能勝不能敗。翻閱歷史典籍，徒步實地考察，走訪民間傳說，讓想像力貼近還原柳公權的生活狀態和心理情景，從中窺探瘦硬通神的書法創新的內在秘密，揭示一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以及人格魅力。因與權威文史專家在一些史實上的分歧，一度想放棄書稿，經與主編溝通，給予信任和支持鼓勵，書稿終得好評并付梓出版，影響廣泛。其實，寫歷史也是在寫現實，在時代與個人之間，一些道理是共通的。
《照金往事》一書，也是寫了三年，審讀了三年，終于問世。1933年，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老一輩革命家，信仰共產黨的理想，為勞苦大眾謀解放，在照金點燃了星星之火。南有瑞金，北有照金，從照金到南梁到延安，碩果僅存的西北革命根據地，為中國革命提供了新的落腳點和出發點。1985年，我寫了政界有爭議的西安市長張鐵民，為民執政，關注民生，改編為電視劇《鐵市長》在中央臺播出。當時我就想搞照金的電視劇，之后我去了海南八年，返回西安八年，回到老家后我又想把這個題材重新撿起來，先寫成長篇紀實文學。這個題材，是劉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寫過，發生了“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政治事件，一群人被打倒，日后平反昭雪。
事隔多年，這一題材像是熱山芋，炙手可熱卻很敏感，一些影視作品是繞著史實走，我還是鼓足勇氣涉入這一領域，寫出這段往事的苦難與榮耀。送審后，根據修改意見幾易其稿，歷經三年得以出版，獲得陜西省五個一工程獎。中宣部《黨建》雜志發文評價，是一部苦難輝煌的英雄傳奇。
《春歸庫布其》
前年，我接到遼寧人民出版社編輯電話，讓我采寫鄂爾多斯沙漠變綠洲的故事。我在年輕時寫詩，喜歡七月派詩人牛漢的詩，獨自游歷過那片天蒼蒼野莽莽風吹草地見牛羊的地方，寫過幾篇詩文。后來應《人民日報》約稿，寫了六千字的報告文學《庫布其，綠色琴弦》，反映生態建設的時代主題。這一回，寫一個獲得聯合國地球衛士獎的民營企業家王文彪，在政府宏觀政策支持下，從一個小鹽場做起，通過三十年植樹造林，使二十萬沙區農牧民脫貧致富，并將生態模式推廣到華北西北以至非洲，輸出了中國智慧和經驗。
我深入農牧民家庭和科研基地，以及豪華的世界沙漠論壇駐地，翻閱這一地域從匈奴時代到各個歷史階段，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蒙漢融合，從草木家族到各類人群的生存和精神處境，挖掘人與自然和諧的深刻主題。幾乎跑遍了黃河大拐彎處的每一道沙梁和綠洲，寫了這一代治沙人的命運故事。
出版方很重視這部書的創作，與京城多位報刊主編和作家哲學家科學家溝通其思想性和藝術構思，也把我寫得住院了。一位遼寧女作家接力加盟，做了補充采訪，完成了這部書的出版，并在北京舉辦了高端座談會，這在我半個世紀的文學寫作中尚屬首次。入選2019年度中國好書榜和新中國七十年百種譯介書目，翻譯為外文進入國際圖書市場。
一個人的文學寫作，類似發乎情止乎禮，你的寫作對象激發了你的真實情感，從而上升到一定的理，充分挖掘它的背景和內在特質，才能寫出好作品。自我對于現實生活和這個世界的感受，在首先感動了自己之后，才能把這種價值觀和美學表達傳授給讀者。它快慰了自我，將個性水乳交融于共性之中，與時代精神的脈搏一起跳動，才會贏得社會主流文化氛圍和廣大讀者的共鳴。
即使一篇幾百字的散文隨筆，一首小詩，或者是一部影視作品，你想說什么，怎么說，首先取決于內容，其次是形式。華麗詞藻，警言妙句一大堆，全是些心靈雞湯，只能哄一些涉世不深的小孩而已。尤其是報告紀實文學，選準題材是成功的前提，其次是調動自己的生活和藝術積累，以達到報告性與文學性的統一。
舞劇與小說
有人問道，你寫過詩，主要是寫散文、報告文學，還寫小說、影視，甚至還做舞劇編劇，舞劇表現幾乎沒有語言，是怎么個寫法呢？
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我把報告文學《市長張鐵民》原著改編為電視連續劇《鐵市長》，參與拍攝工作當場記，夢想當導演。王惠、任冶湘、李默然、陶玉玲先后參加出演，惠毅統籌，鄭定于、韓小磊參與改編，萬盛華、楊寶石導演。我與擔任演員副導演的夏廣興結識，他后來從中國歌劇舞劇院到海南闖蕩，我創辦的海南文化傳播公司與海南電視臺合作，制作了一臺由MTW歌舞組成的春節晚會，在南海上把船帆染成紅色，叫《揚起紅帆》，與夏導探索了一種全新的表達方式。
新世紀伊始，我回到西安，夏導來找我搞舞劇《藍花花》。我寫出劇本初稿，之后被人搞走了，便想到把《白鹿原》改編成舞劇。陳忠實開始詫異，這還能搞成舞劇？我說，從中抽出小娥和黑娃的愛情，一個女人與四個男人的故事，《羅密歐與朱麗葉》《白毛女》就是典范。他應允了，和趙季平等藝術家參與劇作討論，夏導執導，由首都師范大學音樂學院搬上舞劇舞臺。先后在北京保利劇院、北京大學、西安人民劇院公演數場，一票難求。
接下來，我和夏導帶舞劇《白鹿原》班底，受邀參與陜旅集團華清池實景舞劇《長恨歌》07版改版，被出品人張小可聘為該劇文化顧問，請來原文化部長王蒙和陳忠實指導，舉行高端論壇，提升了該劇的藝術品位，擴大了演藝市場。
退休回到老家，又主導了舞劇《孟姜女》的創作和演出，由夏導任藝術總監，與陜西師大音樂學院劉姬娜總導演合作，參加了省藝術節獲精品項目。由此配合孟姜女故里秦人村落數億元文旅項目的拓展，為資源轉型的銅川文化旅游市場增添了新的經濟增長點。
文學寫作與其他藝術門類是同源的，舞劇也是借助于詩歌散文小說的根性元素，用肢體語言表達生活，演繹故事，呈現藝術審美價值的。劇本的文字表述，為舞蹈編導提供了故事情節和細節，及人物的內心情景，通過無國界語言障礙的音樂舞蹈表現，給人以思想的啟迪和娛樂的享受。
小說，是繼詩經樂府、唐詩宋詞、散文戲曲而衍生出的文學體裁，有四大名著，《紅樓夢》成為不可逾越的經典。近現代到當代，有建國十七年的小說代表作“三紅一創”，即《紅巖》《紅日》《紅旗譜》和《創業史》。陜西作家的旗幟是柳青，陸續獲茅盾文學獎的小說家有路遙、陳忠實、賈平凹、陳彥。有的作家寫了多部長篇小說，陳彥從戲劇編劇轉身寫小說，幾年工夫，《主角》一舉摘取茅獎桂冠。似乎有點彎道超車，但戲劇與文學雖然歸屬不同體裁，在生活積累和藝術修養及發現方面從來不分家，他是實至名歸的。我曾為陳彥的劇作《遲開的玫瑰》寫過一篇報告文學，他的藝術品位是為人稱道的。當然，陜西有影響的優秀小說家、詩人、散文家不僅限于上述諸位，風格不同，時運各異，也是卓有成就的。
我的文學藝術寫作在體裁門類上興趣寬泛，繁而不精，憑著性子迂回于其間。我八十年代在《北京文學》發表過小說《土地》，有點鄉土加魔幻。一部長篇《黑洞》在刊物連載未竟，去了海南八年，返回西安后又陸續以中短篇形式重新寫出發表。散文的敘事性與小說的散文化，區別不大，有的編輯標明散文，有的歸入小說，介乎其間總是以它對生活的價值觀和審美訴求衡量坐標的。后以散點透視的結構方式，類似阿斯塔菲耶夫《魚王》及格非《望春風》，以新的目光透視舊景，其自白往事的抒情風格充滿詩意，闡述現實生活現象中的人性本源與道德價值和濃郁的鄉愁，同一題材兩個文本，《還鄉》《谷雨》分別由作家出版社和陜西師大出版社出版。
近幾年，在連續寫長篇紀實的同時，續寫并修訂小長篇《故里》和《海島》，盡可能以小說筆法，從新的視角拓展散文的局限性，更便于發散藝術想像力，渲染故事的豐富性和斑駁色彩，以及人物內心復雜情感的波瀾。這個世界，我來了，我看見了，我寫出來了，無關追逐名利，暮年在精神上也就相對安然了。
這也可謂文學寫作意義的一種叩問。
疲馬三嘶
2006年，太白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和谷文集》六卷本，陳忠實寫了六千字《詩性和谷，婉轉與徘徊》的序言，多有溢美與鼓勵，周瑄璞任責編。2019年，擴充為十四卷本《和谷文集》，由朱媛美任責編，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的十多部長篇紀實文學，僅作為節選構成一卷。出文集，傳統意義上好像有生不立傳、蓋棺定論一說，有的作家健在時出了文集，也沒什么忌諱。到了一把年紀之后，無非是梳理一下自己的莊稼做一次冬藏而已。
疫情期間，我在微信上看到堂侄發送了一張圖片，是幾百年前老祖先留下的分家契約，我大呼驚奇。上面寫道的地名如二畝坪、五畝坡、崖背上三畝溜、八畝窩，過了幾十輩人了，如今仍然沿襲叫這些名字。先人早化作泥土，土地不老，草木枯榮，一張草紙卻幸運地流傳下來，紙不遭遇火災或被遺棄，可以耐活千年。
作為文學寫作，文章發表了，出版了，收進課本中和經典選本中，收藏在圖書檔案館里，在無情的時光淘汰中能夠留下只言片語，那就是為歷史文化的文明進程添了一粒米的養分，這令不滿百年的人生稍稍得以撫慰。古人講的所謂的立功立身立言，文字讓短暫的生命延長了，作家所記錄的這個時代的縮影，留給后人去參閱歷史的過往，得到一點啟發和愉悅，也不失為文學寫作的意義。
文學寫作，有先天的基因，更多的是后天的努力進取和積淀。
我上溯祖宗三代，大字不識幾個，有一位堂曾祖父和文瑄，民國時代跟著毛澤東的老師黎錦熙編纂過《同官縣志》，這是我開始寫作時才讀到的。潛移默化，和氏家庭信奉耕讀傳家，敬重文化和知識。我的祖父喜歡編順口溜快板，外祖父是秧歌傘頭唱民歌，受其影響，我從當工人到上大學，就開始學習寫詩。二十歲在校報發表處女作《實習小詩》，二十二歲與同學賈平凹出版抒情長詩《工農兵學員之歌》。畢業當編輯多年，有一份職業養家糊口，業余寫詩寫散文寫報告文學，從未敢有過半點懈怠。即使闖蕩海南八年，還是告老還鄉十年間，也仍然堅持讀書寫作。文學寫作已經成為自己的一種生活方式，一息尚存，總是放不下手中的筆，每天不敲打鍵盤好像莊稼人不打糧食，算是白活了。
當然，寫了那么上千萬字，五六十部書，所謂著作等身，也大多只是速朽之作，不過屬于敝帚自珍罷了。如今年近七十古稀之年，仍疲馬三嘶，期望余生充滿平和的詩意。文學寫作無用，而有大用。在人生的途中，一邊把握好生活的指向，一邊體察這個世界的情趣，吸納文學前輩遺留的思想精華和藝朮滋養，在大自然的萬物生長中采擷生命之花，與時代同步，以抵達向死而生的彼岸。人的一生，生死二字，無非是生老病死嗎？人一生的責任，不過是把老的送走，把小的養大，就這兩件事。個人感受的文字，是融入共性之大書的，不僅僅撫慰自我的心靈，且對于大眾和社會的文明進程有益，給養育自已的時代以力所能及的報答。
在座的同學們大多是文學愛好者，多讀書，愛寫作，主要是豐富自己的文化修養和提高審美意識。當作家的夢往往不可靠，不要抱有文學幻想，它是用來養心的。任何歪門邪道的出人頭地，虛名頭銜弄了一大堆，沒有好的作品也就沒有意義。開始走上文學道路的青年，像馬拉松賽跑一樣，起跑時幾萬人，潮水般洶涌，慢慢人也就少了，最后真正沖刺的也就寥寥無幾。一些年輕人一下子看不透，覺得一生非常漫長，豪情萬丈，好高騖遠，到頭來也許是空空的行囊。所以柳青說，文學是愚人的事業，六十年一個單元，他只活了六十二歲，留下了一部不朽之作《創業史》，他是我們的榜樣，是文學力量的源泉。
(本文是作者在紫陽縣公益文學講座上的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