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八娃，1929年4月23日生于漢濱區沈壩鎮沙溝村。1949年農歷三月被國民黨部隊拉壯丁，同年4月隨部隊在湖北省竹溪縣投誠起義，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2年隨部隊轉至陜西省鳳翔縣。1952年全國開展了掃盲運動，部隊推行“速成識字法”，要求大家半個月認字2000個，他不分晝夜地學習，僅用了10天，就達到了會認、會背、會寫的水平。剛剛脫盲的高玉寶寫的《半夜雞叫》轟動了軍內外，對崔老震動很大，在部隊首長柳山雜的精心指點下，他一筆一畫地修改創作完成了《狗又咬起來了》一文，1953年1月在《解放軍報》發表，被《人民文學》《人民日報》等30余種報刊轉載，各大報刊陸續發表很多著名人士的評論文章，轟動效應非常之大，20年間譯成20余種文字，選入40余種大、中、小學教材。1953年2至3月分別被解放軍總政治部、蘭州軍區樹為“掃盲標兵”，與高玉寶一道被總政治部授予全軍“戰士作家”稱號。同年赴京參加全國文代會、青代會，受到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五一”“十一”分別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禮臺，同年加入中國作協。1953年2月起在蘭州軍區文化部從事專業創作，出版《一把銅壺》《賣子還賬》兩本著作，先后發表短篇小說、散文、隨筆20余件。1957年夏于蘭州速成中學畢業，返回原部隊（55師）。此后，崔八娃主動申請轉業，被分到長安縣兵役局工作。一時間，各種報告會邀請函像雪片一樣飛來，這令崔八娃難以應付，便產生了回鄉的念頭。1958年，他下決心寫了一份申請，退伍回鄉當了農民，歷任民兵連長、社教隊員、大隊長、公社干部、安康日報編輯、生產隊長、信用社主任等。2005年12月聘為安康市作家協會名譽主席，2006年1月31日病逝。
當時，部隊推行“速成識字法”，就是在漢字旁注上拼音后，再硬背漢字，一共兩千三百個單字，要求十三天學完。放牛娃出身的崔八娃，深知沒文化的苦處和學文化的益處，他不分黑明地苦背苦記，提前兩天完成任務，被連上評為“掃盲標兵”。為了鞏固學習成果，部隊要求每個士兵從寫信、記事入手，每天練寫一篇作文，還對好作文逐級上報，給予講評、發表等獎勵。
這年秋天，剛剛摘掉文盲帽子的東北軍區戰士高玉寶，發表了成名作《半夜雞叫》，一時轟動全軍，成為學文化運動的一面旗幟，并在全軍將士中激起一朵銀光四射的浪花。
崔八娃所在連隊的文化教員張家先，是個高中畢業生，家住石泉縣農村，讀了《半夜雞叫》之后很受啟發。他認為本連大多數戰士來自農村，與高玉寶有著相似的經歷，也能寫出這樣的作品來。他認真講解了幾遍《半夜雞叫》，并依照這個路子出了兩道作文題，以作業的形式要求戰士們完成。
崔八娃選擇了其中的《狗又咬起來了》。
他寫了大半夜，回憶著家鄉的真人真事，把惡狗咬窮人的事一個個寫了出來，寫了十幾件，只有三百多字。第二天清早，他就高高興興地交了上去。但到上課發作業時，唯獨沒有他的。下課后，教員才把作業給他，只見上面批了六個字：“沒寫好，要重寫！”
他又改了大半夜，寫了四百多字，滿以為可以了，但教員又批了十個字：“寫事要集中，再刪幾件事。”
第三遍寫了四件事，每件只兩三句話就沒詞了，連同錯別字和標點符號在內，還不到兩百字。這回教員沒有批字，但下了一道死命令：“啥時把它寫好，啥時再寫新的。”
一連十幾天，別的戰士都寫了十幾篇作文，崔八娃還在“原地踏步踏”。
又過了十天，崔八娃把第五稿交上去，教員滿意地笑了。他把這篇只寫三件事，篇幅上千字的作文逐字逐句地看了又看，最后改了幾個錯別字，又叫崔八娃重抄一遍，連同另一篇作文，一起報到師政治部文化科。
第九天，科長柳山朵把崔八娃找去，讓他進一步修改。崔八娃望望科長，又看看手中的作文，不知從何改起，也不知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錯誤，改了一個來月還不放過。柳山朵看出了他的心思，拍著他的肩膀語重心長地說：“你能寫到這個程度，很不容易，不要輕易放棄。這跟做飯一樣，抓火候的時候加一把火就熟了，少一把火就壞了。”
崔八娃又改了三天，認認真真地寫了兩件事，文字也通順了一些。
第四天，科長找來一個中年人幫他修改。這人名叫段新華，原是國民黨部隊的連級干部，起義過來之后就在文工團搞寫作。段新華看過崔八娃的稿子，對他說：“一篇文章最好只寫一件事，寫深寫透就行了。”他指著稿子進一步開導：“保長催米這件事就好，很有故事，你就把這件事系統回憶一下，用功去寫。”
這下崔八娃豁然開竅。惡狗怎樣瘋咬，保長怎樣兇狠，父親怎樣被打，母親怎樣奔波……往事歷歷在目，件件牽腸掛肚。他再不照稿改稿了，把原稿丟下，另起爐灶，一夜時間，就寫成了自傳體小說《狗又咬起來了》。只是，那時他不懂文學，科長和教員也不知道這就叫小說。
段新華幫崔八娃改了兩遍，柳山朵又召集科里的幾個筆桿子“會診”了一次，大家認為可以了，就決定上報。然而，報向何方？眾人議了一陣，覺得《半夜雞叫》是在《解放軍報》上發表的，不妨也去試試。于是，他們便以“上報”的形式，把稿子投到了《解放軍報》。
一九五三年元月，《狗又咬起來了》公開發表了。與此同時，一顆新星在中國文壇升起了。
新中國成立之初，部隊文化生活相當寂寞，能寫信、會念報就成了“秀才”。一個剛剛脫盲的士兵，竟然在軍報上發表了小說，其轟動效應很快波及全軍乃至全國。
——摘自李煥龍《崔八娃：社會變革的文史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