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輝
一
殘疾，無論是先天自有還是后天遭遇，都是無法回避的災難，終生都在殘疾的泥淖里掙扎。人們看他們的眼神里盡管不乏同情，也只是善良的本意，絕無尊敬的成分，人們只尊敬給他們帶來福祉的人物。
曾經駕駛軍車在青藏高原奔馳了6年，復員后考入西安鐵路運輸學校的我，臨近畢業時，耳朵突然轟鳴起來，像火車開進隧洞的巨響，摻雜尖銳的蟬鳴，聽力下降，基本喪失了和人交談的能力。醫生說是不明原因的神經性耳鳴耳聾，可能伴隨終生。
1978年元月，我畢業分配到襄渝鐵路毛壩關火車站。一列充當臨時客車的綠鐵皮火車把我從它肚子里吐出來，又轟轟隆隆開走了。我站在站臺上，打量這個將要安頓我一生的地方。站臺無處修建，當年的鐵道兵把站臺修在橋面上，橋頭延伸進隧洞，車頭連幾節車廂扎進洞里。山體全是生鐵般的巖石，剛硬、生冷，石縫里迸出一叢一簇的墨綠，墨綠里有鳥啼蟲鳴，雜亂無章。橋高約七八十米，橋下是澗溪，溪水發出嘩嘩的聲響，騰升出霧狀的冷氣，給充當站臺的橋面鋪了濕漉。
車站大約三十個工人，分五六個單位，車站歸車務段管，養路工區歸工務段管，通信公區歸電務段管，供電工區歸供電段管，駐站公安歸公安分處管，駐站醫生歸鐵路醫院管，業務上互不干涉，下班后互有來往。整個車站只有兩個女站務員，都被車站領導納為老婆，他人不得染指。工友都是當年的下鄉知青，在農村干了七八年，歲數到了二十六七，有的邁進三十的門檻。這里偏僻、閉塞、苦累、荒涼，但旱澇保收，不缺衣食住行，唯缺異性的愛撫和生理的需求，亟待找對象結婚，過成年男子的家庭生活。舉目四望，除了山還是山，頭頂一溜藍天，遠處的天被阻擋到山外邊，山外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樣子，只能在大腦皮層里搜索。女性的容貌、聲音、窈窕、溫柔，在記憶里一遍一遍咀嚼，越嚼越香，余味不絕，收獲的是更加的焦灼，還有無望的期盼。
我是通信工，具體工作是上山維修通信線路。電線桿的根基腐朽沒有，腐朽了就會倒塌；電線的松弛超標沒有，超標了就會混線，混線就會短路；橫擔固定得牢固不牢固，不牢固就會掉下；瓷瓶臟了沒有，臟了就會漏電，音量就會衰減。一周六天，每天都要背著幾十斤腳扣、安全帶、橫擔、瓷瓶、工具，攀山，爬電桿，耳聾對這些工作的影響不大，足以勝任。
下班之后，吃過晚飯，車站人都提著塑料布，端上茶缸，坐在充當站臺的橋面上，喝茶、諞閑，諞的大都是女性同胞，給嘴上過癮。我也提片塑料布，端缸陜青茶，坐在他們中間，聽不清諞的啥東西，但人是群聚動物，和他們待在一塊就有踏實感。
我盡量不和他們語言交流，我懂得掩飾自己的短處。紙包不住火，聾畢竟是聾，一天傍晚，有個養路工問我，你今天上山干的啥？
我回答，你問俺工長他爸，我咋知道他爸干啥，人家干啥又不給我匯報。
我還是像往常一樣，吃過晚飯就朝站臺走去，剛把塑料布鋪好，屁股還沒礅下去，人家就轟蒼蠅似的說，去一邊去，耳聾唄呆的，干了一天活累得氣都喘不過來，還要吼著給你說話。
我的尊嚴不允許承受這樣的屈辱，灰溜溜地回到宿舍，胸腔里聚滿憤怒、自恥、無奈，還有絕望。
總不能悶在如蒸籠的屋子里，我像只被拋棄的狗，順著山根走到一個大石頭跟前，坐在上邊。屁股感到堅硬、冰冷，還有發膩的潮濕。坐不了多大功夫，屁股硌得難受，就得換個坐姿，胡思亂想，想得更多的是女人，26歲了，該找對象了。在這個車站上，比我個子高，比我長得帥，比我家庭富足又沒有任何殘疾的人都找不到對象，傻女子都不會嫁給耳聾唄呆的人。我可能要孤寡地在這里待上十年，20年，30年，直到老死，這是可以預見的人生。
山上樹林里騰起一只大鳥，發出凄厲的怪叫，瘆得我打個寒戰。大鳥從頭頂飛過，落到澗溪那邊的山林里，山地又歸于死樣的寂靜。我攥緊拳頭，想對著石頭狠狠砸去，理智又告訴我，砸下去的結果可能使我的拳頭皮開肉綻，甚至骨頭斷裂，本來就耳聾的殘疾又增加一只手的殘疾，要是手也殘疾了，通信工這碗飯就吃不成了。
一個日出日落過去了，一個月出月落過去了，一個花開花落過去了，整整一個春夏秋冬過去了。我還在思考要不要繼續在這里掙扎，不繼續掙扎的途徑很多，火車進站時朝鋼軌撲去，從橋面跳下去，帶一條麻繩鉆進樹林……
一個暴風雨的下午，我們不能攀山檢修通信線路，工友們都在蒙頭大睡。我走到橋面上，趴在欄桿上看橋下的湍急。風很大，發出呼呼的聲音；雨很大，像水庫顛倒在這片山地的上空。水流順著我的頭發、臉頰、肩膀、胸脯、褲腿，流到橋面上，又墜落到橋下的澗溪里。澗溪一改往常的文雅，變得咆哮憤怒，發出震天撼地的轟響，磨盤大的圓石被洪水沖得朝下游滾去。
我距離縱身一躍還差那么一點勇氣，不甘心就這么結束自己的一生。
二
我寫信給西安一位叫宋登的作家，給他訴說了我的處境。他給我回信了，說你如果在西安工作，業余時間看電影，看球賽，會朋友，家人相聚，各種活動非常豐富，就沒時間看書。你在深山小站，沒有業余活動，就有看書的時間�；蛟S，讀書會改變你的命運。隨著這封信，給我郵來一大包書籍，其中有海倫·凱勒的《假如給我三天光明》。
我離開了山根下的那個巨石，離開了橋面的那段欄桿，不再去聽橋下澗溪流水的聲響，不再去聽山林大鳥的鳴叫。業余時間就囚在宿舍里，讀宋登給我郵來的書。
我把堆放打掃衛生工具的樓梯間整理出來，裝上電燈，支張桌子，改造成書房兼宿舍。樓梯間太小，要開門必須搬開椅子，進門再把椅子放下來，狹窄得只能放下一張床，要上床就得從床頭爬上去。但是，畢竟有了桌子，有了床、有了電燈，完全可以滿足讀書睡覺的條件。
桌子前邊有個一尺二寸高兩尺長的窗戶，夏季溽熱，我都要打開窗戶，清冽進來了，蚊子小咬也進來了。我點燃蚊香，在蚊香的繚繞中沉入書海；大巴山的冬季，冰寒刺骨，我把被子披在身上，雙腳卻凍得疼痛。我找來大功率工作燈，把腳蹬在上邊。第二天起床，兩眼紅腫如爛桃，我又把工作燈蒙上黑鐵砂布，雙腳取暖的問題解決了，強光刺激眼睛的問題也解決了。
讀書不需要耳朵。
讀書比在站臺上諞閑更有收獲。
上蒼讓我聾了兩個耳朵，卻給了我一雙視力為1.5的眼睛。在臺燈的暈光里，讀著人類最有智慧的書著。感覺這些智者坐在我的對面，給我講述人生的哲理，人類的歷史和未來。這天，我像往常一樣地坐在書桌前，燈不是青燈是臺燈，光暈照的不是黃卷，是海倫·凱勒的《假如給我三天光明》。我認識了失明失聰的海倫.凱勒。書的扉頁印有她的頭像，面容清爽，潔凈，深邃的目光并不顯得空洞，淺色的短發，她給我說：“我努力學習知識，就是希望日后學有所用，能為人類社會做點貢獻。這個世界上總有一兩件適合我，并且只有我才能做的事情，是什么樣的事情呢？”
我能做什么事情？
臺燈的光暈照的是蘇格拉底頭像的雕塑，寬闊的額頭，短的卷發，茂密而曲蜷的胡須。這個塑像印在弗雷德里克·布魯克斯《人月神話》一書的扉頁。下面寫了一句話：“你自己就是座金礦，關鍵是如何挖掘。”
蘇格拉底說的“你自己”，包括不包括我？
一個春末夏初的夜晚，我又讀到蘇格拉底話：“每個人身上都有太陽，主要是如何讓它發光。”
蘇格拉底說的“每個人”，包括不包括我這個耳聾的人？
一個秋雨綿綿的深夜，我的臺燈的暈光照的是托爾斯泰的畫像：寬大突出的額頭，充滿睿智的眼睛，長方形的臉頰，半尺多長的胡須，整個頭像蘊含著嚴肅和思考，他給我說：“理想是指路明燈。沒有理想，就沒有堅定的方向；沒有方向，就沒有生活。”
我的理想是什么，怎么才能找到奮斗的方向？
我失去了和工友交流的興趣。因為，我讀《假如給我三天光明》時，看到這幾句話，當人們問到海倫·凱勒為什么喜歡讀書時，她回答說：“因為它們告訴許多我看不到的有趣事情，而且它們不像人那樣對我感到厭倦和嫌麻煩，它們可以一遍一遍地告訴我想知道的。”
三
毛壩關通信工區的上級部門在萬源火車站，萬源是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的根據地。很多地方還保持著當年的風貌，條石鋪的街道經過千百年草鞋的踐踏，锃明發亮。兩邊的木板房被地灶煙熏火燎成黑膩的顏色，臨街都是鋪面，坐著打瞌睡的老人。工友們到了星期天都要跑到這里，看縣城的妹子，給人家搭訕，或者跑到煙酒門市部，買上一盒煙，給售貨員沒話找話地說話，企圖勾兌人家。再跑到飯館，要上幾瓶高粱白酒，炒上幾個小菜，喝得顛三倒四，腳步不穩地走在條石街道上，石縫里濺出滂臭的污水，不知在條石下漚了多少年代？
我厭惡這種生活，人咋能這么活下去？又想，不這么活還能怎么活？我無非比他們多讀了幾本書，面對現實又能怎樣？
我自身就是個矛盾體。
我不再去看女售貨員，不再去飯館喝酒，獨自在紅軍走過的街道上彳亍�；羧�，看到一個門洞旁掛著一副白底黑字的招牌——萬源縣文化館。讀了書就覺得離文化近，看到“文化”兩字有種發自內心的親，走進去，一間閱覽室，極簡極陋，五六張沒有涂漆的桌子拼在一塊，桌旁圍著長凳，靠墻的地方是書架，擺放著十幾份報紙，十幾份雜志。一個四十多歲的婦女坐在辦公桌前，點了下頭，我給她點了下頭，表示了禮貌。我在擺放雜志的木架前，拿起一本《新體育》，里面有張潔寫的短篇小說《含羞草》。我不知道張潔是著名作家，更不可能預測她在數年后獲得茅盾文學獎。小說描寫了一個乒乓球陪練員，放棄了自己沖擊世界冠軍的機會，為更有天賦的小運動員當陪練。小運動員的姐姐被這個陪練的精神感動，產生了愛情。故事非常美好，文字非常精致，情感非常真摯。
讀完這篇小說，我還坐在那里，又想起魯迅1934年給蕭軍、蕭紅夫婦的信：“不要問現在要什么，要問自己能做什么？”
張潔可以寫出打動人心的小說，我為什么不能？
無非是我沒有張潔付出那么多的努力，如果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也許終生達不到張潔的高度，但畢竟可以向她靠近。
真沒想到，這篇不到五千字的小說改變了我的命運。當我走出文化館的時候，眼前豁然開朗，天高了，云淡了，太陽鮮艷了，街道變寬了，人變親了，連游走的狗都給我搖起尾巴，世界竟是這么美好。
就在這個時候，我立下了寫作的志向。
回到毛壩關，坐在樓梯間的書桌前，突然有種感慨，讀書不需要耳朵，寫作不需要耳朵。讀書寫作需要心無旁騖，心靜如水，聽力正常了，耳聞的雜事就多，世上多有不平事，心理就不平衡，哪有心緒看書寫作？
老天爺善待我，沒有讓我腦癱，沒有讓我失明，只讓我耳聾。如果讓我失明了，腦癱了，我做不到像奧斯特洛夫斯基那樣寫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我的業余時間囚在樓梯間里，琢磨我的這個深山小站，琢磨我的青藏高原汽車兵生涯，琢磨關中農村的家鄉，越琢磨越想把這些生活寫出來。但是，閱讀和生活與寫作有關聯的地方，也有不關聯的地方。讀書和生活給我提供了寫作的理念和素材，要把對讀書和生活的感悟表現出來，還需要技巧。
我交識了一幫文學青年，我們流行的投稿秘訣，“勇敢加不要臉”。在秘訣的召喚下，一篇一篇習作塞進牛皮紙信封，在右上角剪個口子，就能飛到雜志社的編輯部。每隔二三十天，毛壩關郵電所的郵遞員就高舉牛皮紙信封，距離我還有三四十米就喊，杜光輝，你的退稿！立即，工友跟著響應，杜光輝的退稿！聲音恢宏，可以用黃鐘大呂形容，絕對超過耳朵接收的分貝。我灰頭土臉地跑到郵遞員跟前，低著頭跑回樓梯間。沮喪、懊惱，但不灰心，不喪氣，更沒有對工友的憤懣。
我知道人們只尊敬成功者，沒人會尊敬無數次退稿的半聾人。
我收到一家內刊的退稿信，寫著：“杜光輝同志……希望你以后多查字典。不然的話，我們要花費很多時間猜測你寫的意思……”
我苦笑，思考，編輯和我無冤無仇，他們犯不著惡心我，肯定是我的錯別字太多。如果不用這種強刺激的辦法批評我，不一定能吸取這個教訓。
我把這封退稿信貼在書桌前，幾年后，我提拔到安康鐵路分局宣傳部，還把這封退稿信貼在書桌前。新婚的妻子說，貼在這里多丟人！我說這有什么丟人的，不足就是不足，總比打腫臉充胖子強吧。
一直到今天，我每寫完一部小說，都要求自己必須修改8遍以上，半年內不能投稿，反復思考還有什么缺憾，直到自己覺得再沒有不足時，才投出。我還要求投稿的作品絕對不能潦草，一筆一畫謄抄干凈，抄錯的文字用刮胡子刀片把那個方格摳下來，補上新紙，再把正確的字填上。這不僅是對編輯的尊敬，更是對文學的尊敬。幾年后，我到鄭州參加一個筆會，到《奔流》雜志社看望曾經編發我稿件的編輯。他說你每次的來稿，我們都認真審讀，不是責任心有多強，而是你謄抄稿件的認真態度，感動我們。
耳鳴在加劇，聽力沒好轉，我開始相信醫生的預判，耳聾可能伴隨我的一生。我把所有的業余時間都用在看書寫作上，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地囚在這個樓梯間，看了一部一部的書，寫了一篇一篇的文，接到一封一封的退稿信。接到第264封的時候，我看到《中國青年報》報道，北京有個作者叫張征，收到一百多封退稿信，仍然不灰心，終于發表了處女作。
這天晚上，我走出樓梯間，來到山根下的大石頭跟前，撫摸著石面，一股涼颼颼的感覺傳輸到手心。我心里騰出蒼涼的沮喪，人家才收到一百多封退稿信，我都收到兩百六十多封退稿信了，都沒人注意我。我在無垠的無奈中，腦子里靈光一閃，人家收到一百多封退稿信后，終于發表了自己的作品。你收到兩百六十多封退稿信，還沒有發表自己的作品，證明你沒有人家刻苦，沒有人家的天賦，如果你接到那么多退稿信后發表了作品，媒體就會注意到你。
社會關注的都是成功人士，沒有成功身上就不會發出讓人關注的光輝。
人類幾千年的歷史都是成功者的歷史。如果把只有努力沒有成功的人寫進歷史，歷史就成了龐大的垃圾場。
四
升級考試了，還要考時事政治，這關系著每個工人的收入，考過了可以升工資，考不過只能看別人升工資，天大地大，哪有升工資的事情大。
我成了車站的香餑餑。吃過晚飯，幾個工區工長一塊敲開我的樓梯間，簇擁我走到站臺上，有人已經把塑料布鋪好了，把陜青茶泡好了，工友們整整齊齊坐在我的對面，每個人身旁都放著電池燈，拿著鋼筆、筆記本。我按照考試大綱給他們講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講巴黎公社的歷史意義，講辯證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區別，講毛主席的論十大關系……他們從來沒有對我這么尊敬，上山維修通信線路，他們搶著替我背工具；到水龍頭打水，他們立即讓開位置讓我先打；我過去到食堂打飯，炊事員都要把勺子晃幾下，現在一勺挖下去就扣到我碗里。
我感悟到，再富有的人如果不愿接濟窮人，在窮人的心目中就是無用的人，因為你的財富與他們無關。再有本事的人，如果不愿幫助周圍的人，你的本事就與他們無關，自然得不到他們的尊敬。
上級規定，50歲以上老工人，可以不親自答題，由人代筆。我被上級借調，為老工人代筆。結果，我代筆的老師傅的成績最高，好幾個老師傅問我，搞上對象沒有？
給別人幫忙，別人就會給你幫忙，不愿意給別人幫忙，別人就不會給你幫忙。
考試結束后，領導把我叫到他辦公室，希望我到黨委辦公室工作，這是提干，步入仕途。
仕途的成就體現在級別上，級別越高成就越大，需要一級一級提拔。要想得到提拔，除了撅著屁股死干，還要學會投領導的喜好，察言觀色，阿諛奉承，這和文學的旨意格格不入，我多年在文學上下的功夫就會半途而廢。又不能直接拒絕，耳聾是最恰當的理由，我說，我在黨辦寫一輩子材料？
領導說，誰讓你寫一輩子材料，你干上幾年，最多十幾年，就可能提拔成段級領導。 我說，我耳聾，聽不見上級的指示就偏離方向，聽不見下級的匯報就放空炮，還是回到毛壩關干通信工最適合我的特長。
領導說，我們現在對話，沒感覺你的耳朵有問題？
我說，你沒注意我一直看你的口型，三分之一聽你的發音，三分之一看你的口型，三分之一判斷分析。
我還是回到毛壩關火車站。
一百個工友一百個說我不識時務，要是答應了，級別、漲工資，不用你伸手就朝你懷里撲，讀書把你讀傻了，傻得氣都透不出來了。
有個電報員把電話打到毛壩關，提著我的名字訓斥，你活該找不到對象，打一輩子光棍。
我在電話里面打哈哈，我耳聾，聽不清你說的啥，你大聲說。
對方帶在哭音說，我總不能在電話里面吼。
一年后，我寫出了中篇小說《車幫》。覺得這個題材很新穎，寫好后壓了半年，看一遍，再看一遍，改一遍，再改一遍。半年之后，終于按捺不住，寄給北京一家大型文學期刊。一個月后，收到同樣厚的信封，不用看就知道是退稿。我又壓了半年，還是一遍一遍地看，一遍一遍地修改，一遍一遍地思考，還是覺得小說不錯，就給一直關注我創作的《鴨綠江》的劉元舉編輯寫了封信，講了小說的內容梗概，北京這家雜志的意見。20天后，收到劉元舉的回信，讓把稿子寄給他。一個多月后，又收到劉元舉的來信，信里說：“你給我刊寫了一部近年來難得的好小說，我刊擬在適當的時機隆重推出。”這部小說發表后，被《新華文摘》轉載，被西安電影制片廠列入拍攝計劃，我被陜西省作協推薦參加第四屆全國青年作家代表大會。
時任安康鐵路分局宣傳部副部長李康平文友找我，我堅持在毛壩關干通信工，理由是自由、會少，寫作時間多，有利于創作。
李康平說，分局所在地是地市級，接觸面廣，寫作資源多。你在毛壩關可以出一些成績，5年，10年后，資源可能用竭，用什么補充？你調到宣傳部，安排你擔任文化部員，名正言順地創作……
我這才理解一位名人說的，不是別人看不到你，而是你不是出類拔萃的人。一位巨人走到人群里，必然第一個被人發現。
五
年齡的增長和閱歷成正比關系，對時間的緊迫感也成正比關系。人到中年，我到海南一所大學教書，并擔任文學創作研究基地主任，整天忙于事物無法靜心寫作，渴望沒有俗事打擾的寫作，常常事與愿違。耳力經過多年的調理，基本可以與人交流，聽得越多，知道負面的東西愈多煩惱愈多，不如不知道，又不能不知道，誰讓耳朵恢復了聽力？我就懷念當年在毛壩關的寫作，由不得發自內心的感慨，當個聾人真好。
我真的又聾了。耳聾了，就有耳聾的體驗，別人問東我答西，別人騸貓我閹雞，我把這個體驗寫成小說的細節。有次，領導讓我替他做件事情，要做的事情違背做人的原則和良知，就拖著不做。領導把我叫到辦公室，我做出聾人的傻相，癡癡地看著他。他憤怒地拍著桌子，我這么信任你，讓你擔任這么重要的職務，你竟敢不替我……
我的面部沒有一點變化，臉板得死平，眼珠子都沒動一下，領導吼了半晌見沒有絲毫表情，突然醒悟過來，問，我說的你聽見沒有？
我把腦袋朝前伸著問：你說啥？
領導的脾氣像盛在氣球里的氦氣，呲地一下漏光了，朝門外擺了擺下手說，去，去，我怎么忘了，你是個聾人！
走出領導辦公室，我突然發現，我不但有寫小說的能耐，還有當演員的本事，可惜當年張藝謀沒到毛壩關火車站。
一次開會，學校辦公室通知，所有的中層干部必須到會，有事向書記請假，經批準方可缺席。我正在寫長篇小說，不想中斷。后來，聽到會的同事說，辦公室主任給書記匯報參會的情況，特地說通知了杜光輝，他沒來。誰都沒有想到，書記說你通知他干嗎，他耳聾，來了也聽不清，以后開會就別通知他。
我算了一下，至今十五六年了，我都沒有開過會。把十五六年開會的時間加起來，能寫多少小說？
一次，我做文學講座，有個聽眾遞上紙條：您最尊敬的作家是誰，您最喜歡讀的是哪本書，為什么？
我沒有猶豫就回答，我最尊敬的作家是海倫·凱勒，最喜歡讀的書是她的《假如給我三天光明》。我在1978年通過《假如給我三天光明》，認識了1880年出生的，又聾又瞎的小姑娘海倫·凱勒，掌握了7個國家的語言，寫出了震撼全世界的作品，成為當時最偉大的作家、教育家、慈善家、社會活動家。她用一生的善良、真誠、毅力、摯愛、才華，陪伴我一直走到現在。她在我人生處于最凄慘的時候，伏在我耳邊深情地說，堅持，堅持，你拉拽的車輛就要攀爬到坡頂了，堅持下去就能聽到勝利的凱歌。如果現在松懈，以前所有的努力都會喪失殆盡。她攙扶著我的肩膀，使我度過了以后的殘疾人生，一步一步地走到現在。
她還給我說出震撼全世界的哲語：“上帝為你關閉了一扇門，就一定會為你打開一扇窗。”
上帝強行關閉了我們作為正常人的那扇門，為我們打開另一扇窗的不是上帝，而是我們自己對抗殘疾的韌性和毅力。
如果我們失去了對抗殘疾的意識和毅力，殘疾就會變成殘廢。
假如我的耳朵沒有聾，我的人生軌跡能是現在這個樣子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