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崇慶
在距離漢江邊的呂河街道,三十多里的巴山南坡,有個自然村,叫“金星”大隊,后來叫李家溝村。1969年,父親母親背著一竹背簍鍋碗瓢盆,手里拉著,懷里抱著大姐二姐,以知識分子再教育的名義,從呂河街道下放到這里,插隊落戶。1970年,石榴花正紅的5月,我在這遙遠的小山村,呱呱墜地。
我們的家,小地名叫“庵上”,是個向陽的山坡,三間石頭房,用參差不齊的石板覆蓋著,石板與地面之間,是用粗粗的木頭搭成的房架,房架上密密麻麻地排著竹棍,上面攤晾著苞谷穗子和紅薯片子。屋內的墻面,用泥巴裹著麥糠糊得平平整整。大門外的院壩邊上,原有個一丈多長的白火石,像極了家用的簸箕,一下雨,“簸箕”里集滿了水。我們把從溝道里逮來的小魚,放進去玩。公社的駐隊干部,對我父親說:“夏先生,這個白火石太硬,是需要勞動改造的,最好把它挖掉。”聽媽說,我小時候,得腦膜炎,發燒,說看見披著白頭發的老太婆,坐在石頭上,生產隊長和鄰居“教導”我父親:把石頭瓦塊掃把,摔在石頭上打。父親說那是迷信。他們就嘲笑父親說“小心你碰白火石”,也就是農村所說的“碰壁”的意思。后來還是隊里的醫生梁叔熬中藥醫好了我。父親便提了一升麥子,一玻璃瓶拐棗酒,一盒餅干,一斤白糖帶著我去感謝,還把我拜祭給梁叔當“干兒子”。
在給“干大”跪拜的時候,我抬眼看見一個清瘦美麗的女子,怯怯地趴在門縫里看。后來有個提著羅盤的老爺爺,從我家門前過,說“簸箕,是把糧食朝出播的,家里聚集不住財”。我父親就請人把白火石挖掉砸掉,并進行了“改造利用”。用白火石給院壩砌了擋墻。把幾塊稍微平整的有棱有角的,擺在院壩邊,供人們落座歇息。用破碎的小白火石塊砌了個方方正正的雞圈和壘了酒灶。十幾只蘆花雞,打鳴,踩蛋,嘰嘰咕咕地低頭覓食。黃狗子黑貓或悠閑地踱步,或逗惹的雞群撲棱棱飛到樹上。一進冬,父親就架起酒井子,開始燒拐棗酒。路過的人,都要接一陶瓷缸溫熱的現釀的酒,仔細地品著,然后,長長地呼出一口酒氣,說“夏先生也能釀出好酒啊”!留著三七分頭的父親,特別高興。喝著酸菜拌湯,吃著紅薯,高興地唱著:“公社是一只常青藤,社員都是那滕上的瓜。”因為他的勞動成果,受到了農民兄弟的肯定。院壩外邊的土棱上,種了一圈的向日葵,生機勃勃是父親的新生,向陽而生的是父親他們那一代下放農村知識分子的忠心和寓意。
生產隊給我們劃了一塊自留地和一面山自留林。學著隊里其他社員的樣子。他笨拙地在腰上,綁了一只糞筐和一只種籃。那一手抓糞,一手拋麥種種地的場景,永遠鐫刻在記憶深處。他種南瓜,挖很大的窩子,用小灰雞糞拌南瓜子,說是壯肥還可以殺蟲。秋冬時節,金黃的土黃的長的圓的南瓜,靜靜地躺在屋角。散發著富庶的光芒和清香。
在回呂河街道辦事的時候,他就背幾只,贈給我的幾個城里叔父。還栽十幾兜子旱煙,用菜刀切成細細的絲,放在竹篩子里,那些做活路過的,客人歇腳喝水的,都隨便地捏起一撮,用撕成長條的紙,卷成大喇叭煙吸。
有一年春,他不知在哪里弄了幾十苗泡桐樹,栽在房前屋后和自留林里 。五十年后的某天,我重回“庵上”,都是木桶一樣粗了,枝葉濃密,亭亭如蓋矣。鄰里吃水,要到很遠的西溝去挑。在我們自留地不遠,有塊洼地,常常潮乎乎的,他就試著不停地刨。終于有水汩汩滲出,他就用石頭圍一個水泉。還找來十幾株柳樹,圍著水泉栽了一圈。我逮了只小土鱉和幾只小魚,放進水泉里。幾十年過去,那些柳樹因水的滋潤,枝繁葉茂。而泉水,因了柳樹的福蔭和水土保持,依然晝夜不息地吐著清澈的水泡。不知那土鱉還在嗎?不知那小魚還在嗎?若在,應“北冥有魚”,不知其為怎樣的鯤和鵬了。
門前的白火石凳子,被一茬茬落座的山民們,磨得溜圓,磨成了父親圓滑的處事。見人就微微點頭淺笑,若見了公社和大隊干部,更是卑微地又是遞煙又是端茶。也因為他是下放到隊里的5家之中,唯一高小畢業的 ,父親被大隊任命為會計,管理著人們的出勤工分,折合的錢糧和收益的分配等。一到臘月,我家院壩就聚滿了人。父親一邊瞅著賬本,一邊啪啪地撥著算盤珠子。始終掛著那份謙和卻又掩飾不住得意自豪的笑。好像還記得他一邊給人開具領糧領錢的單子,還不忘叮囑人家:“你們娃多,林哥今年害病,工分少,把明年的苞谷,先預借20斤,度個年。”“你要好好出勤啊,大光光的小伙子,一年才不到一百個工分,吃啥?用啥?”人們拿著蓋著父親章子的條子,到大隊部去領糧錢。說:“老夏這人,賬算清,心好。”還記得有年冬天,河南來了個雜技班子,十幾個人,衣衫襤褸,面容菜色。父親熬了一大鍋白菜豆腐麥面疙瘩湯,蒸了幾大盆雜面饃和紅薯,那些人捧著饅頭噎著喉嚨饑不擇食的樣子,和那個班主臨走時,要給父親磕頭下跪,被父親一把攔住的畫面,永遠留在記憶深處。
后來,家里相繼添三妹和五弟六弟,僅靠工分,難以糊口全衣。我穿過兩個姐的衣服和鞋。一毛五一雙的塑料涼鞋,鞋底子斷了,就用粗麻線縫住。鞋耳子斷了,就把相鄰的兩節,緊緊地捏在烙紅的火鉗片上,等滋滋燒地冒煙,猛一抽火鉗子,就焊接成功。父親就在李家溝,辦起了第一個代銷店。父親母親和兩個姐,從呂河街道的供銷社,背回煙酒糖醋,針頭線腦,掙一分兩分的差價。九分錢的“經濟”, 一毛一的“羊群”煙,還有一塊二一斤的散拐棗酒,多銷而薄利。山民們常賒賬,也有用白菜蘿卜交換抵賬的。父親也不過多計較。他常說“謀一口衣食,都有作難的時候”。
15歲那年,我考上安康師范學校。一溝兩岸,山前嶺后的人,都來賀喜。僅土豆腐,就收了20幾副。那不是我的排場,那是父親的好口碑和好人緣;17歲那年,政策號召我們回城。在呂河街道臨時搭建的彩條棚里,20幾個送行的叔和姨們,就著榨菜絲、方便面,還喝了一壇子柿子酒。那年秋天,十幾個李家溝的叔和姨,背著用蛇皮袋子裝滿的麥子和豌豆,步行三十多里,送到呂河街道,我們的新家。聽媽說,父親哭了。他是個性子很硬的人,很少見他哭過,特別是在身心俱苦的下放年月。
回城又是三十多年,我們曾經的家,那三間石頭石板房,早已斷壁殘垣。在鄉村振興期間,因有礙村容,已被徹底拆除恢復耕種。那承包地那自留林,也不知誰家在經營著?大概率是在撂荒著,因為都進城了?晌疫是常常懷念那用舊廟改造的村小學校,那光著赤腳,頂著塑料紙冒雨上學的情景;那放下書包,卸下紅領巾,提著竹筐尋豬草的情景;那逢年過節,提著用高粱秸稈制作的,紅紙裱糊的,蠟燭做亮的燈籠,東家游西家串的情景。那比我小一歲的梁爸的女兒,嫁給了誰家?兒時發小在山西挖煤,不知掙到大錢沒有?有太多的打聽和想知道?刹恢獑栒l?鄰居多年不見,長者多已作古。問我爸我媽吧?兩個老人已過世多年,墳前的柏樹都有一碗粗了。